正德官窯瓷器大量使用回回文裝飾，意在滿足明武宗對異族文化的好奇與賞玩，而非出自信仰需求?；鼗匚牡臅鴮懻邞抢舨空锌级鴣?，或由皇帝直接任命。因社會文化氛圍和嘉靖帝個人的影響，正德朝以后回回文瓷器少見于官窯，卻在民窯中持續發展，成為重要的外銷瓷品種。
在正德朝（1506-1521年）的工藝美術里，宦窯回回文瓷器給人印象深?；鼗匚?，指當年中國穆斯林使用的波斯文、阿拉伯文和小經文字。
在明代的官窯瓷器里，永樂、宣德時，一些器物造型和裝飾具有濃郁的伊斯蘭風格，但用回回文裝飾者絕少。到正德，突然出現了大量回回文裝飾，主要是用青花料將回回文寫在各式開光內，并配以纏枝花草或卷云紋，少數不作開光而書寫在花紋間隙處。還有一批礬紅回回文盤，盤心畫兩道同心圓線圈，圈內外書回回文，別無裝飾。
礬紅回回文盤
正德官窯瓷器上的回回文往往整段抄寫伊斯蘭經文、圣訓、頌詞、格言和詩歌。例如大英博物館的“大明正德年制”款青花硯屏，開光內用阿拉伯文抄錄了《古蘭經》七十二章《精靈》的三個小節。臺北故宮的一件礬紅回回文盤則以波斯文書寫了頌詞“一開始很光輝，結束也很祝福（帶來好運）”，和波斯詩人薩迪《薔薇園》的部分前言，年款則用小經文字書寫。另外，明代南陽府衙舊址附近曾出土“正德年制”款的回回文文銅爐和銅瓶，傳世品中也屢見正德款回回文銅器。
正德官窯為何大量制作回回文瓷器？學者或認為它們是為貢賜貿易燒造的，或認為與明代穆斯林太監有關。雖然回回文裝飾在伊斯蘭世界很受歡迎，但根據波普對伊朗阿德比爾神廟收藏的研究，在總計600多件的中國青花瓷中，只有極少數使用回回文裝飾。土耳其托普卡普宮的情況也相似。不過，兩岸故宮卻藏有大量的正德款回回文瓷器，而其造型不再像永樂、宣德時期那樣著意模仿伊斯蘭器物，基本都是典型的中國式樣，如燭臺、瓶、盤、碗等，筆山、硯盒更是典型的中國文具，可知它們并非為貢賜貿易而造。明代雖有派遣太監督窯的慣例，但御窯廠須嚴格依照官方預先指定的樣式、數量燒造，并非由太監全盤掌控。正德官窯大量制作回回文瓷器，當出自明武宗本人的意志。
正德朝回回文裝飾的流行應與武宗對異族文化，尤其是語言文字的喜好有關。武宗幼受寵溺，沖齡踐祚，行為放縱，寵信回回人于永、納善舞回女入宮。還常在會同館與蒙古、回回人嬉戲，“使回回具饌物，帝自嘗之，或著夷服，以習其俗”。甚至廢棄齋宮，使用“花氈帳房”。正德十五年還一度不許民間養豬，買賣宰殺也遭禁止。值得注意的是，明武宗特別喜好學習異族語言，“學韃靼言，則白名曰忽必列；習回回食（時），則自名曰沙吉敖爛；學西番刺麻僧教，則自名為太寶法王領占班丹?！边€常令使臣伴駕以習其語言，哈密使臣寫亦虎仙、葡萄牙使團通事火者亞三、大通事王永都受到武宗優待。宣府總兵馬昂之妹雖已出嫁有孕，也因“善騎射、解胡樂達語”而受寵。正德末年還詔令太監“購通漢語、能書回回、達子、西番，年十五以下者各二十人?！?/p>
明武宗既好胡語，又親近回人，對回回文也應具備相當的解讀能力。正德青花筆架多用波斯文自書其名，這在異族語言的學習者看來，自然是饒富意趣的。
另外，雖然正德官窯瓷器上的回回文裝飾往往帶有強烈的宗教意味，但明武宗本人并非虔誠的穆斯林。明中期來華的中亞學者阿克巴爾稱，武宗在夢中得到先知啟示，成為穆斯林。有學者據此認為他皈依了伊斯蘭教。但中國回教文獻中不見同類記錄，僅提及武宗對清真教義推崇。阿卡巴爾身為穆斯林，對教門相關之事難免有所夸飾，而且他的很多記錄都是出自傳聞，與當時中國的實情不符。根據明代官方史籍，回回人于永“以夷教挾左道方有寵”、“善陰道秘戲，得幸于豹房”，武宗更感興趣的是房中術，而非于永掌握的伊斯蘭教義。伊斯蘭教是嚴格的一神教，主張安拉之外別無神靈。同時，武宗對藏傳佛教和道教也有濃厚興趣，他屢次加封番僧和道士，甚至自封“大慶法王西天覺道圓明自在大定慧佛”。清宮還曾藏有明武宗御筆繪制的純陽真人畫像。而且武宗對僧道的態度也并不嚴肅，常與番僧雜處狎昵，道士蒙寵也多因齋醮方術。明武宗對回、佛、道都抱著縱樂好奇的態度，在瓷器上裝飾伊斯蘭經文、頌詞，與其說是出于宗教信仰，不如說是對異域文化的賞玩。
回回文青花陶瓷筆架
關于正德官窯瓷器回回文的書寫者，此前學界未作深入討論。正德元年的“書篆傳奉之爭”為我們提供了相關信息。當時御用監太監因“成造上用生活并龍床旗纛等項無人書篆，乞敕吏部查照先年事例考取精通楷書、篆書、西番（西藏）、西天（天竺）等字人員量送六七人赴監辦事?！崩舨繛榇丝歼x了吳一中等八人送用。宮中又傳旨令李鼎等六人作為傳奉官一并送監備用，遭到吏部和內閣的強烈反對?？芍敃r官府造作中文字裝飾的書寫者來自吏部招考，或由皇帝直接任命?；鼗匚耐拔鞣?、西天”字一樣，都是漢地工匠不熟悉的異族文字，而且正德以前沒有大規模制作回回文瓷器的基礎，所以當時制作回回文瓷器時，相關部門也應當會向吏部申請招考書寫者，武宗也可能直接任命他所信任的通曉回文者以傳奉官的身份參與御瓷造作。正德官窯瓷器上的回回文裝飾往往板滯稚拙，并有錯訛，只有幾件礬紅盤上的文字較為工整流利。這或許因為繪瓷工匠不諳回回文，臨摹易生舛誤，還有可能文稿本身就不正確。劉迎勝曾指出，明代回回人因入華日久，波斯語水平逐漸下降。政府為了培養譯員，永樂五年起在翰林院內設四夷館，其中有回回館，并編纂《回回館譯語》作為教材，但書中“來文”部分所用波斯文錯誤百出。官方翻譯教學機構尚且如此，造作機構的書寫人員恐怕也不盡高明。
回回文裝飾在正德官窯瓷器中盛極一時，但以后迅速衰落，少數幾件嘉靖回回文瓷器，很可能是正德朝造作未完之物。這是由當時排斥異族的文化氛圍和嘉靖帝的個人好惡共同造成的。有明一代，“華夷之別”逐漸加強。朱元璋早在起兵伐元時就標榜“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國后又要求全國禁用胡服、胡語、胡姓、胡名、胡俗，力圖“悉復中國之舊”，永樂以后，王朝武力漸衰，“景泰、天順而后，云中、應、朔之區時時備虜，嘉靖則無歲不踩踐為戰場矣?！边吇紝野l和百年的教化，使得華夷之防成為明中期朝野共識。武宗以帝王之尊，親近回人、番僧，甚至效法異族風俗語言，自然會引起臣工的不安。內閣大學士楊廷和等人就進諫稱：“回夷近在肘腋，番僧召入隨行。凡若此者，皆自來所無之事，豈不大為圣明之累哉”。
明世宗以藩王承大統，銳意革新，對武宗的親近異族大力“返正”，武宗寵信的回人寫亦虎仙、于永皆治罪，甘州回女你兒干等人遣歸原籍。當時君臣對回回人深懷戒心，嘉靖十六年，禮部尚書嚴嵩奏稱，需對漢回翻譯官加以防備，得到嘉許。世宗還裁革了正德年間的各類傳奉官，督理“取佛、買辦、織造、燒造等項”的內臣也盡數撤回，這勢必會影響正德工藝美術風貌的延續。嘉靖皇帝又崇仙道、求長生，道教吉祥圖案遂取代伊斯蘭紋樣成為新的流行題材。
但中國與異域的經濟文化聯系并未就此中斷。明代中晚期，一批民間窯場為適應伊斯蘭市場，在瓷器上大量繪飾《古蘭經》文句，除了景德鎮窯，東南沿海也生產了大批帶回回文裝飾的“汕頭器”（Swatow Ware），一直流行到19世紀初?；鼗匚难b飾在明代官窯中曇花一現，卻在民間獲得了更長久的生命力，與克拉克瓷、紋章瓷共同構成了明代外銷瓷的重要品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