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古代，筆、墨、紙、硯，被喻為“文房四寶”。這四種書寫工具，其實未必真正應了稀有、昂貴才成其寶，確切地說，乃是重要，是因為須臾不可或缺。譬如，行文、作詩、繪畫需要它們，寫一手好字乃至想要學富五車自然更離不開它們。直到六世紀末，中國歷史上的科舉制度在隋唐施行，致“文房四寶”更顯重要。尤其宋代，宋太祖開創的殿試制度，讓皇帝欽點的狀元，直接步入仕途：或治理地方，或參與朝政，甚或官至宰相管理朝政。自此，“學而優則仕”和“狀元及第”，才讓筆、墨、紙、硯真正滿載了“寶”的涵義。
為配合筆、墨、紙、硯的使用，古人于不同時期又先后設計出水盂、硯滴、硯匣、筆架、筆掭、筆床、筆洗、臂擱、墨匣、鎮紙，以及印盒、筆船、筆筒等各具功能的輔助件，這些物品，統稱為文房用具，質材有銅、石、陶、瓷、竹、木、玉、水晶、瑪瑙、象牙等。
中國的文房用具，歷史悠久、源遠流長。比如研山，產生的年代可追溯到漢代，故宮博物院藏的“漢十二峰陶硯”便是一例。曾創下中國書畫天價的書法珍品米芾《研山銘》，卷上那值百萬金的39個行書大字，寫的就是一塊山形石硯。而此“研山為李后主舊物，米老生平好石，獲此一奇而銘，以傳之”（見《研山銘》手卷之跋尾，清代書畫家陳浩題）。由此不難看出，古人對書齋中的文房用具每每很鐘愛、很在意。因此，我國越窯青瓷三足硯青瓷水盂等，在三國兩晉時就已制作得格外精致，而各類質材的墨匣、筆床、筆格、筆洗、鎮紙、水注等，致唐宋時業已多見，且常常被文人記入詩賦。諸如南朝梁吳均作《筆格賦》及南朝徐陵《玉臺新詠序》中的“琉璃硯盒，終日隨身”與“翡翠筆床，無時離手”句。相比之下，筆筒出現年代卻較晚。目前，南京博物院所藏署“辛未七月朔日，松鄰朱鶴”款的竹刻松鶴圖筆筒，屬我國已知早的帶紀年銘筆筒。由于朱鶴系嘉定竹刻的開山派創人，陸廷燦在《南村隨筆》（卷六，清刊本）又稱“膠城竹刻，自正、嘉間高人朱松鄰創為之，繼者其子小松纓，至其孫三松稚征而技臻絕妙”，故該筆筒被學術界普遍視作明朝正德六年產物，也即筆筒上紀年“辛未”，當為1511年。而瓷制筆筒，生產年代就更晚，當在明晚期。目前，面世的瓷質筆筒，無一例早于明末崇禎朝。
有關筆筒的產生，一些研究者認為，該由筆格、筆床或筆船發展而來。筆者以為，筆筒同筆格、筆床、還有明初時出現的筆船，雖在功用上大同小異，卻在形制上并無必然的承傳關系。前者是豎著存筆的束筆工具，后者系橫臥式的置筆工具，兩者的源流與藝術構思殊異。
對于橫置筆的器物，或許古人覺得不夠方便，樣式亦不夠大模大樣，因此，晚明人文震亨在《長物志》中講道：“筆床之制，世不多見，有古鎏金者，長六七寸，高寸二分，闊二寸余，上可臥筆四矢?！钡祟惞P床“不美觀，即舊式，可廢也”。至于一些筆格，文震亨則批評道：“筆格雖為古制，然既用研山，如靈璧、英石，峰巒起伏，不露斧鑿者為之，此式可廢。窯器有白定三山、五山及臥花哇者，俱藏以供玩，不必置幾研間。俗子有以老樹根枝，盤曲萬狀，或為龍形，爪牙俱備者，此俱忌，不可用”。這些意見，大抵中肯的。所以，筆筒一經問世，便一統了天下。若要問，現今的文具盒源自何物？毋庸置疑，非筆格、筆床、筆船莫屬。然而筆筒，卻是造物主的饋贈，它讓讀書人萬般無奈時截取冬竹之一段，便使桌案上的存筆工具不經意間一步到了位。于是，隨著竹雕筆筒在我國明中晚期興起后，瓷質筆筒也就突兀地展現在晚明時期的文人書齋里。而且，模樣那么大器，那么坦坦蕩蕩，以致500年來無須作任何造型上的修煉。
瓷器筆筒，創作上并不比壇壇罐罐復雜，況且，還少個蓋。之所以姍姍來遲，乃是因為文人主觀上的原因。說到底，是因為人們早先覺得圓筒般的模樣，在制式上似乎簡單了些；是因為注重個人品位的文人，對于案頭之物實在太在意太看重，就指望榮華與共的置筆器具，理當比隋唐多足硯、五代筆架、宋元筆洗更見靈巧更具詩意。于是想了又想、琢磨了許多個世紀仍覺意猶未盡，待終于明了筒狀、口底大小相若這么個天造地設的竹筒形制，其實是完美、實用、亦壯觀時，此時此刻，已到了明代晚期。
清初時參與纂修《明史》的朱彝尊曾作《筆筒銘》云：“筆之在案，或側或頗，猶人之無儀，筒以束之，如客得家，閑彼放心，歸于無邪?！蔽膶W家、詩人此番話，言簡意賅，是對筆筒實用性的概括，亦讓人看到以前沒筆筒時的無奈。
筆筒數康熙朝制作數量多，亦具氣派。雍正至清末，筆筒的裝飾技法層出不窮，但造型與制式則不離康熙模式，尤以玉璧底為常見。然而，氣度上大相徑庭，即：明末清初時器形通常較粗壯，直徑大一些的堪稱筆海；清代中、晚期時，器形較瘦小，有的器身細至可一把握住。至于胎、釉、紋飾、圈足、工藝等，則各朝有各自的風貌與特征。
